政府方面称，这一决策出于对环境容量窘迫的考虑，出于顺应产业转移选择性发展的取舍，出于让寸土寸金的土地发挥最大效益的需要。反对者则认为，“禁猪令”剥夺了农民选择养殖生猪的权利，一刀切的“禁猪令”是“懒汉政府”的做派。

　　东莞市副市长梁国英说，大量、分散、简陋的畜禽养殖场，不仅严重污染地表水源、污染空气环境，而且六成养殖场采用潲水养殖，易发食品安全的事件。

　　“禁猪令”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和产业转移升级的需要。据梁国英介绍，东莞仅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聚集了1000多万城市人口，城市化接近80%，保留大量的养殖基地会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。

　　梁国英还说，“禁猪令”是东莞市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，暂时不会做出改变，并且还会由禁养生猪扩大到禁养家禽等，但政府会进一步做好相关配套工作，确保猪肉供应，并对猪农进行妥善安置。

　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丁力教授指出，“禁猪令”剥夺了农民选择养殖生猪的权利，一刀切的“禁猪令”更是“懒汉政府”的做派。养猪业完全可以在政府的指导下，实现“有限有保”，限制分散、传统、小型的养殖，而扶持集中、规模化、现代化的养殖，从而便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。 （新京报）